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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岁月:幼年的记忆

小故事网 时间:2013-01-30 溪帘

母亲对我说,我出生在丙午年三月,村里一户人家孩子做“三朝”,中午吃饭后回家,傍晚时分,我就降生到这个世界。出生后,我的表现如何,体重多少,没有更多的信息。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父亲总是喜欢给我取女性化的名字,妹仔就是我的乳名,我很不喜欢这个乳名,在数年时间里,让人脸红,甚至于给自己带来了自卑的感觉。当我准备上学的时候,他和三哥一起,坐在厨房的火炕边上,仍旧给我赋予了女性化的学名。

父亲经常说,我们家的房屋的屋场风水好。我家被古树环绕,前后共有五颗雪柏树,三颗四季青,两颗银杏,这些都是有数百年甚至千年树龄,还有稍年轻些的一颗梨树,两颗柿子树,李树、桃树、杨梅、长把梅等。这些风景树,粗大的树干,伟岸挺拔的身姿,枝叶密布的树冠洒播着诺大面积的阴影,树根是常年落叶留下的腐殖土地。大部分还是果树,她们给我们房屋衬托出古朴的历史,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富饶的物质与精神享受。

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在我出生的时候,大姐、大哥都已经成婚。好几年里,作为家庭的老厶,我享受着家庭成员的耐心呵护。父亲也不时用布满胡须的下巴亲吻我稚嫩的肌肤。我几乎离不开母亲,当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似乎失去安全的依赖。家里、田间地头、走亲戚,我都会跟在她的身边。一次,她背着我到了大竹坪的田间,我就在田里玩耍,透过小小的眼睛,目光触及远下方公路上,模糊的人影中,一个个人的双腿在规律性的前后挪动,富有弹性与美感,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村外的世界。有一天,我们全家到下涧大队部召开中央有关陈伯达问题的传达会(据此推算是1969年),听说母亲留下办学习班,晚上没有按时回家,心中的恋母情节让我难以自制地由浅入深地哭泣。时常相伴父母身边,作为孩子撒娇的情感,温馨甜蜜,让人回味无穷。

童年的记忆中,我曾经双腿叉开,骑坐在大哥的肩膀上,他的双手牵住我的小手,用自己的身体承载着我行走在门前四季青树下。母亲背着我到了公社他工作的地方,他带着妈妈进入饮食店,给我们购买了一大碗米粉,这是在家里无法品尝的食物,鲜美的滋味至今仍在我口中留连。大哥回家,都少不了给我捎上糖果,大年除夕夜晚,给弟弟们派发压岁利是……。这是大哥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

大哥十五岁就离家参加工作,以其出众的能力和性格在地方和家庭建立起让人仰视的威望。他的笑容,他的勉励,举手投足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都散发出动人的魅力。在我的成长过程,大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茶园学校(1972年9月-1975年7月)

1972年9月,我伸出稚嫩的双手,将装入圆形塑料盒(盛放过药丸)内的硬币倒出,作为学费交给了老师。我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开始了。寒冬季节,我提着烤火的小火盆,母亲送我上学,她帮助我在空地上拾起零碎的木柴让我放在火盆里烤火。教室内,每个同学一个火盆,教室内温度提高了,老师轮流讲授着三个年级的语文、算术课程,学生可以耳濡目染不同年级的知识,大家笼罩在袅袅炊烟之中,熏得泪流满面……。

我的小学教育分为两个学段,一至三年级在小茶园学校度过;小学四至五年级的学业,在土地塘完小进行。

小茶园学校属于初级小学,只有一个涵盖小学一到三年级的复式教学班,一位全职老师。家里到小茶园学校大约500米路程。小学时光,年代久远,童年的记忆随着岁月分解,现今留下的是非常珍贵的片段。

六岁时候,领悟能力毕竟有限,我在懵懂迷惘中度过自己的小学一年级,算术的简单加减运算作业,要在妈妈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在不断摇晃着火苗的油灯下,妈妈用稻草编织着草鞋,她不识字,用手指运算告诉我的结果,是妈妈教会了我简单算术运算,在幼小的心里,我觉得妈妈好伟大。汉语拼音,则是到了初二最后一个学期时候,语文老师姜孝文补上了汉语拼音这一课,我才学会了汉语拼音。

那个时代的乡村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专业训练。大学停止了招生,所谓“知识青年”,也不过是些只有小学、中学经历的年轻人,更何况,文革到处停课“闹革命”,质量与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我的小学一年级老师杨万才最自豪的是他的弟弟参了军,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草绿色的军装让没有出过大山的我们羡慕不已。他的最大收获是娶走了我们生产队的一位靓女。

有一段时间,我患上牙痛,最严重时,造成了面部的隆肿,这是最让人痛苦的体验。一天,我痛苦地伏在课桌上,倾听着杨老师与文艺股的对话,文艺委员是一位美女,她要求辞去文艺股的工作,我听到后,请求老师给我做文艺股,但没有获得成功。大哥当时在土地塘大队担任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有一天,到我的班上听杨老师上课,逋其离开,杨就在下一节课堂上点名批评我,让我摸不着头脑,自尊心倍受打击。这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伤害,一位同学丢失了毛笔,这位老师将三哥买给我的毛笔指认为这个同学的。低矮的凳子上,是我幼小的身躯,他高高坐在我前面一行的桌子上,脚踩我的桌子边沿,对我作出了偷笔指控,我有乌云压顶的恐怖感觉,被惊吓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有不停地哭泣。

当然,也不能说一年级就一无所获,在这里,我学会了做广播操,我开始学会了识字、写字,尽管也有“火车火车呜呜叫”被杨老师读成“火车火车鸣鸣叫” 的类似错误读音。

1973年6月1日,我第一次到了土地塘完小,感受到了热烈的儿童节气氛,第一次听到“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这种奇异感受留下的记忆尤其深刻。我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获得了拔河比赛第一名,更重要的是,我加入入少先队,脖子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这是被认可的一种先进体现,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少先队员的。我们被告知,红领巾是烈士们用鲜血染成的。我的大哥作为领誓人带领我们宣誓,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973年9月,我进入小学二年级。这时,杨万才被陈华开老师替换。陈老师虽然也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但还是显示了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他帮助我们纠正了以前的不少语文读写错误,算术等教学也更有章法。

我的性格喜静,比较循规守矩。虽然不能说很有读书的天赋,但我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很喜欢安静地学习,在知识海洋中寻找生命的乐趣。每天,我几乎总是第一个到达教室,坐在自己的位置,感受着属于自己拥有的一片天地,内心非常满足。读书、写字和做题,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工作,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被潘冬子的精神所感染,还按照电影情节自己作文写潘冬子的故事,陶醉其中,也感染了我的后座,她也被我写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小学二、三年级,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时光。一方面,我摆脱了小一时的懵懂迷惘,已经开始认识到学科的某些规律,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作业,并且,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我写的字经常受到周围人的赞赏。我担任了班长,每节课主持上下课的教学礼仪,同学们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我。不知是自己能力、天性,还是命运的眷顾?这些美好的感觉,不仅在我回忆中,更重要的是,我被赋予了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

这时,我们开始勤工俭学。老师组织同学们在教室边上深挖鱼塘养泥鳅。最让人心动的是,教师告诉我们,每斤十数元的兔毛,收益会十分可观。于是学生筹款交费,购买了两只兔子,以剪兔毛作为创收的源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红眼睛尖尖长长耳朵的小白兔。作为班长,我与学习委员梁雪香被安排为周末首批割草饲养员。大清早赶到学校,就发现,与先前的泥鳅一样,只在教室停留一天的两只可爱小白兔,早已经不知去向。

由于没有电,这里没有现代文明。文化和生活,都是传统生产力的馈赠。每节课前,我们都会唱歌,大家学得很快,唱得欢快。拔河、爬杆、跳远,我们从事一些体育运动,没有任何的现代体育用具,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即便没有刻意的体育,自然地理条件下腾挪跳跃,都是我们最上手的运动项目。我经常从一个又一个高高的田埂上逐级跳跃。战胜了幼年恐高晕眩,高高的房顶也时常留下我的足迹。攀爬过房屋右侧百米高度的千年银杏树,取下两只稚嫩的乌鸦。房屋周围的杨梅、桃李、柿子、雪柏、山梨到田间的泥鳅、田鸡,山间的杨奶、八月楂、淮山到鸟类、山鼠,林林种种,都可以成为我们猎取的果实。犹如梦中的飞翔,是牵绕着的信心快乐

幼年时代的家乡,卫生条件差。遇到疾病,乡村赤脚医生就成为万能者,石板磨出的药汁又浓又苦,无法入口,常常被父母捏住鼻子灌入口中,或者在强迫中艰难吞咽。有时候,我会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把它倒掉,宁愿生病也不愿意吃药。“医疗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农村去”,有一位党医生经常来我家,与妈妈同年,好客的妈妈以老同相称,她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她到达我家的时候,可以为家里病人提供西药,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童年岁月,适应着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无师自通地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无形中减少了对医药的依赖。我可以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不畏惧风雨,在雨水中裸淋,是阵阵的快意。每年的隆冬季节,白雪皑皑,我们在冰雪覆盖的水面上蹓冰,水面、冰雪内引爆鞭炮,飞溅的冰雪、泥水引来脉冲式惊险的欢乐刺激。或许是单纯,无知无欲,也没有学业成绩的束缚,一切都顺其自然,没有刻意的追求,自觉陶醉于浪漫的精神世界。

鹅毛大雪包裹着大地,我的嘴唇经受不住寒风冰冻撕扯而流血。母亲从衣柜翻出不知已经过了多少年的陈年黑色棉衣褂让我穿在身上,棉衣褂实在太过成年,内里的棉花已经结成块状。父亲给我做了一件大红花布衣裳,一个女性化的乳名,还要配上一件女性服装,这种设计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浪漫。这两件衣服,我只在自己房屋不超过过200米的半径内穿过寥寥几次,形象重要,宁愿挨冻,也要“珍惜”啊!

1973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深夜,新的暴风雪进行了更加凌厉的攻势,家门前的三颗雪柏树一夜间全部连根拔起。这实在是家居环境的一大损失,这些损失,被父亲解说为大哥就要顺利入党,或许是因为古树的倾倒,更开阔了屋场的视野?这些参天大树,应该是上佳的家俱用材,但父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用斧头将这些古树做成了木柴。大概是因为我们身处林区,不缺少木材,做家俱时人们往往优先考虑杉木;另方面,当时是集体化,没有市场,没有从市场利益的角度思考物品价值的内在和外在的条件,从而造成了物资的浪费,类似状况在那个时代几乎司空见惯。

 

土地塘完小(1975年9月-1977年7月)

土地塘完小位于北江大队部附近,有两个复式班,初级小学班主要来自土地塘、界背田、大竹坪,高级小学班,则还汇聚了八塘、小茶园的小学四、五年级学生。复式班,基本上是一个讲台、一块黑板,多个年级,约二十至四十个学生。班主任一般兼教语文、算术课程,另有音乐、体育、农业基础课老师。

我们每天在山野田地间穿行,下坡、过江、上坡。在离开小茶园的最后一个关口,需要路过王家屋下。王家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幼年是温馨的情谊。但在王家屋下,则要遭遇刘家黄狗凶猛咆哮的惊吓。每天经过刘家,非常恐惧。感觉数年里面,刘家的狗对主人都非常地敬业,而且世代凶猛如此。虽然它没有给人造成肉体伤害,但给小孩子的精神恐怖却无以复加。那个时代,家家清贫如洗,除了给主人壮胆,预防“阶级敌人”,实在看不出养育恶犬的必要。更何况在一个每天都有小孩子上学的紧要关口,形成对孩子的恶劣精神伤害。

到土地塘完小,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就很遥远,当时,我们的跑步距离约达半小时路程。所以,迟到成为家常便饭,但老师并不在意学生们的迟到。“迟到”这个概念,还是我在初中时期听到的。中午时分,同学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冷饭团,只有我是一个例外,大多数时候,我只有书包里面的书籍文具,没有带自己的午餐,忍受着饥饿,傍晚回家才用糯米花泡上一碗油茶。我的王家表侄(姑姑的孙子)比我高一个年级,有时,他经常会将他的一份食品分成两半,给我食用,感激流露在我内心深处。

一朵校花出现在我的班上,她就是五年级的周万秀。她美丽大方,灵巧的身段能够仰面弯曲成半月状的精美造形。既有青春少女美丽的容颜,又有动人的歌喉,是班级文娱委员。她心地善良,在班干部选举中提名我担任班干,尽管我劳动落后,但她对我没有过歧视。在我内向柔弱的个性中,她就是一颗光彩耀人的明星,也是我所仰视的异性偶像。这成为我整个小学四年级最值得留恋的一件事。

长辈的辛勤耕耘,使劳动成为了朦胧中最早的意识。土地塘高小阶段,劳动,几乎成为学业主课。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成就了我只有九年的基础教育。开门办学、勤工俭学,与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英雄黄帅一样被赋予“革命”的意义。

贯穿始终的劳动是上山砍柴。冬季来临,天气寒冷,集体烤火需要大量的木柴;学生交木柴给学校创收,成为学校勤工俭学的主要途径。每个学生必须按规定完成任务。

我六岁读一年级,小学毕业也只有11岁,处于成长期的青涩童年,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足,体力与年纪稍大的同学相比甚是柔弱。劳动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小学二年级课本,就有列宁参加义务劳动的故事。它以领袖的权威,通过个人崇拜的方式告诫尚在伊呀学语不明事理的学生,劳动之神圣地位的不可动摇。

向列宁学习,我们星期六参加义务劳动,愚公移山,改造学校,扩建操场、球场,挖山不止。下河把一个个的石头搬上学校,作为教室建筑材料。

为了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学们长途跋涉到达界背田,为生产队农民翻红薯藤。中午学生被留在工地,饥肠辘辘,继续着下午的战斗。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历史课本描述从猿到人的转变中,似乎是从生物学方面证明劳动的意义。

不错,到处是劳动!舍弃个人利益,争做劳动风暴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是否生产力,学术争论了二十年也没有结果;“知识越多越反动”,作为学生,曾经有过学习成绩优异而心理自卑的感受。既然脑力地位低下,普罗大众最有价值的活动,在中国,就体现为体力劳动!那个时代,大跃进、人民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剥削阶级的社会改造,只有身体力行手脚并用的活动,才能净化灵魂。

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小学四年级时候,土地塘完小要求每个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停课数日,学生上山砍伐巴芒杆。巴芒杆是一种草本植物,广泛分布于西山山区,是优质的造纸原料。整个西山公社都掀起了掠夺性砍伐巴芒杆的热潮。赤脚的学生衣衫褴褛,深入山野,劈下并不压砰的一株株,然后成捆肩负,经历崎岖山地到大队所在地过磅交售。砍伐充满风险,偶有毒蛇恶蜂威胁,每位同学们手脚面部都是锋利茅草叶等植物划伤的痕迹,鲜血已经凝固成暗红色线条。

人山人海,是学生、群众的嘈杂喧闹,收购员过磅后对数字的高声读唱。经班主任统计,我班贡献最大的是680多斤,我只有69斤,最少的一次只有7斤。7斤这个数字,给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乒乓球等公共体育活动中,我被同学排斥在外,乒乓球活动中,当我要接班时,“7斤巴芒杆”的呼声就会响起,在我手中的乒乓球拍在周围嘲笑的眼光下垂下,或被别人愤怒地抢走,我的脸上红红、火辣辣地发热,我几乎作为落后分子被抛弃。好多时候,我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别人忘情地表演,或者孤零零坐在教室的角落暗自神伤。

未来数月里,我感觉低人一等,自卑而抬不起头,“7斤巴芒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很想做得更好,但实在力不从心。呼叫“7斤巴芒杆”最起劲的是公社书记的儿子,这是时代的产物,歧视与口无遮拦,在斗争的年代,多数是无心的,更何况是少不更事的童年。成人参加工作后,我们都曾经一起在黄关镇工作,他在银行,我做老师,仍旧是朋友,在交往的时候,我几乎从来没有想起过童年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以北江大队部为活动舞台,一系列政治活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年春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大地,预定由我作的“批判发言”被公社书记的儿子取代,可笑的是,直到会议结束,我还在激动地等待。1975年,粮食增多了,幼小的童年也有所感觉,后来的历史课告诉我,是邓小平在主持工作。即使在特殊的岁月里,报刊连篇累牍地批判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刘少奇、邓小平的民间形象并不及宣传的那样糟糕,我能从父亲、哥哥们的议论中感受到这一点。后来,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他恢复了高考,我考上了大学,是邓小平政策的受益者。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注定就不应该是批邓的角色。

9月9日,我离开新街二姐家,乘车到西山,下午三时许刚刚回到家里,广播就传出播音员迟缓低沉的声音,凭经验,我预感觉到又有重要的中央领导人去世了,当听到“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已经明白。9月18日,全体同学手披黑纱,参加了毛泽东追悼会,我们从广播中听到华国锋的山西口音。惊愕接踵而至,10月,我们手执小红旗,排成纵队,高呼口号,从土地塘一路游行到李家桥公社驻地,参加“粉碎四人帮、拥护华主席”的万人大会。

1977年春天,我的学习生活有了转机。进入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我们更换了老师,盛成云担任班主任兼全职老师。快开学的时候,他到了我家,受到了我家的热烈欢迎。因为与我的母亲同姓,妈妈让我称他为舅舅。他对我的呵护,大大改变了我在学校因劳动落后带来的“恶劣”处境。在土地塘完小的学习以来,我的学习成绩是劣中选优,也算是有所专长。到这时,我的成绩开始获得肯定。

1977年秋季恢复了全国高考。

1977年,从我们开始,小学毕业,取消了政治审查初中入学资格的方式,进行初中升学考试。有一天,我在教室听到老师们对我的议论,我得知自己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获得了北江大队的第一名。彼时,学习压力不大,自信满满,似乎从来没有忧心过升学的问题,更没有将学业与人生、与命运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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