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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专属的一条生路

小故事网 读书人的故事 时间:2015-05-25 半夏

东汉的班超,为人有大志。兄长被召入京,他和母亲随往,然而家中贫寒,班超于是为官家抄书,供养家用。这份工作自然辛苦,这天抄得手酸,班超丢开笔,叹息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大家听了,一场哄笑。班超愤愤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读书人专属的一条生路这便是传说中著名的投笔从戎掌故。说起来,当年班超兄长班固因回乡写史而遭人告发,下了诏狱,班超上书汉明帝,受到召见,禀明实情,汉明帝对班固颇为赏识,于是才有被召的题材。汉明帝也因此记住了班超,在某个闲暇时候,问起卿弟安在,班固如实禀告,于是班超也被委派为和兄长一样的文案工作。只是这位二弟的志向的确不在笔研之间,后来果然在西域成就不俗的事业,受封定远侯,终于践行了自己的豪言,与写成《汉书》的其兄,实在是班家文武昭彰的双壁。

班超最初养家糊口的抄书,古人称为佣书。手工抄写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材料尤其是书籍复制和传播的最主要甚而是唯一的手段。应该说,母本之外所有副本的制作都是需要誊抄的,不过佣书作为一种行业,班超的掌故却是见诸典籍的第一次,于是它的起始只好确认为汉代。

在如今的人看来,抄书实在是份门槛很低的工作,其实不然。抄书之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这在班超的时代实在不属多数,即便在号称教育普及的后世,也未必人人做得。识字乃至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将书抄好也并不简单,除了要耐得辛苦,字迹起码清朗,还必须有相当的学养充当底气。这样看来,佣书竟是读书人专属的一条生路。

佣书被视为一个行业,获得劳动报酬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就史籍的记载来看,班超之所以佣书,乃是因为家境贫寒,这也是所有佣书人的命门,更是这个行业能够存在的要义所在。就班超的个案而言,他的佣书,是受雇于官府,拿的是公家钱。同时代的类似记载虽然不多,但大都是政府行为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佣书,并没有纯粹商业意义上的市场购买。

政府需求出于统治的必要,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刚需,而藏书对于所谓统治阶级而言,意义和价值并非仅仅在于文化,或者说文化其实也是要为政治诉求服务的。譬如刘邦攻入咸阳,诸将皆争先掠夺金帛财物,而萧何乃先入秦宫,收取秦丞相、御史之律令图籍。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汉立国之后,具知天下要塞乃户口多寡,形势强弱,以及民间疾苦情状。这些信息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真是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资治的诉求,在太平时代也是搜集典籍的诱因,对相关文献的复制,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文化的弹性绝对不会局限于讲求实用的官厅文本,文学历史哲学诸门类的发育,作品的流播,在文字当道的时代,自然不会满足于口头的传诵,学问的究治,也必须依托于相关典籍的收藏,汇拢起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其强悍的缺口,作为复制副本的唯一途径,由买方卖方共同构成市场化的佣书行业,其兴起真的是必需的。

这个必需的时代被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轻薄廉价的纸张广泛流行的时代。虽然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并未成为主流的书写载体,简牍和缣帛依然占据书写材料的主体位置,不过东晋的桓玄以政令的形式,宣布纸张对原有书写材料的替代,这种替代尽管披着强制的外衣,但不难想象,桓玄之所以有此政令,必然是民间已经拥有了浓郁的此类风气,方才有此发动,所谓应运而生是也。

作为文化的一个元素,宗教对佣书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伴随佛教道教的兴盛,佛经的迻译,道籍的制造,出于传播的需要,抄写复制成为重要的途径,于是佣书人中后来分化出专门抄写宗教经文的门类,称为写经生。其实,经文的复制原本是僧侣的分内之事,但当宗教的影响深入民间之后,这种格局就有了变化。譬如佛教信众出于祈福求保佑的期待,尝试以功德主的身份舍财写经,在表达虔诚的同时,将对菩萨呈报的私人愿景机巧地夹带在抄写佛经的题记里面。这是一种极富本土色彩的民间智慧,因为比起凿窟造像建盖寺庙浮屠,写经的成本实在是太过实惠,尤其搔到贫寒信众的痒处,因而不能不引发效仿和攀比,也就不能不蔚为风气。最虔诚的功德自然是亲自抄写,只是会写字的人在当时并不广大,而权势阶层以及商业人士,殷实的经济实力足以令他们规避抄写的辛劳,必然或者只好出资雇人代劳。由于代劳的需求太过充盈,出家人已经不能满足如此炽烈的渴求,佣书人以及穷寒的读书人转而介入写经,写经生于是成为专门职业。前面说过,不是识字乃至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佣书,这一点在写经上尤其如此,鉴于写经的目的在于做功德,或者直截了当说是求佛办事,意在发愿消灾的雇主势必将灵验与否的砝码押在写经生身上,写经的水准被推到一个严苛的地步,相比一般的佣书人,写经生肩负了宗教、道德、技能的诸般压力,一丝不苟甚至战战兢兢便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除了辛苦的谋生,佣书其实也并非毫无存在感的枯燥工作。不可否认,包括写经生在内的佣书人在这般辛苦谋生的同时,也受用着学习,于是其间颇有人经过笔墨历练之后,于学问和书法都有不俗的长进,成就自己的功业。譬如三国时吴国的阚泽,在刘玄德大举伐吴连战连克的危急时刻,以全家性命作保,向孙权推举了陆逊,彝陵之战大败蜀军。这位不同凡响的大臣,早年家世农夫,居贫无资,好学的他常为人佣书,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于是究览群籍,追师论讲,兼通历数,由此显名。后秦的僧肇也是家贫以佣书为业,由此历观经史,备尽坟典,叹服于《维摩经》的深邃,剃发为僧,皈依佛门,后来得到鸠摩罗什的真传,被赞为秦人解空第一者,其所作《肇论》是佛教哲学的代表作,影响深远。萧梁的王僧孺,也有佣书养母的经历,天资聪颖的他不但因抄书而善楷隶,而且博闻强记,被誉为“即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他入仕后政绩卓著,又是南朝著名的文士和知名的藏书家。其他如东晋的范汪、后梁的张景仁、北魏的崔亮等,都是以佣书作为人生的初始职业,后来各自成就一番功业。这样看来,佣书可以说是这些读书人成学成名的阶梯,乃至入仕的摆渡。

可以逆料的是,批量复制的印刷术,是手抄的佣书业之天敌,现存最早的印刷实物出自唐代,敦煌遗书中,印本的《金刚经》赫然在目,不过也同样有手抄的经文。可见,同造纸术诞生后并未立刻替代简牍缣帛一样,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手抄的形式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唐代大书家虞世南的兄长虞世基,入隋后贫无产业,便每以佣书养亲。即便在刻书盛行的时代,佣书虽然退居非主流,乃至严重萎缩,但也并未消歇,甚至还有过规模庞大的佣书活动。譬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鉴于其卷帙太过浩大,无法制版印刷,只好雇用佣书人誊抄缮写,以至于事情结束之后,许多佣书人闲居,行市大跌,有慧眼者乘机招募,从《四库全书》底本中誊录近百种集部书籍。

说到行市,班超等人佣书的酬劳既然可以养家,应该不会太过低下。北魏的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刘宋的陶贞宝,善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有人经过换算,以为他写经3张纸的佣金差不多够得上一匹麻布的价格。唐代的吴彩鸾,因夫不治生计,家贫,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卖得五千钱,以为糊口之计。应该说,他们的报酬都算是可观的。四库馆开出的标准则是每一千字给银二钱五分,而熟手的缮写速度可以达到每天约写两千字,这自然是一笔滋润的收入了。当然,缮写草率者,届时也是要赔纸换写的。

王嘉的《拾遗记》里讲故事,说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内,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拾遗记》所记多属奇闻轶事,所以本故事只好作佣书的传奇看,不过也不妨当作是一种折射性的社会反映。既然美姿容的潘岳可以受到妇人的掷果追捧,同样俊俏的王溥还有富丽的文辞出售,衣宝盈车的景象似乎亦不为过——尽管有些文艺的夸张。这也不足怪,撰写这类凭借笔墨致富故事的本就是文士,不免会将难以企及的愿景附会在自我意象的同类身上。据说他形貌丑陋而聪敏睿智,于是这故事愈发地平添某些心理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辞,毕竟抄书只是复制,容不得创作,于是这传奇便有些渺茫起来。

至于佣书的字体,一般都是正体,行草少见。由于镇日浸淫于笔墨之间,佣书人当然对书体构成了影响,自然也产生了一些书家。《宣和书谱》说: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清人金农抄书易米,形成自家特色的抄经体,并与他的楷隶作品相互渗透,颇富创造性。当然,更多从事佣书的人,如同历史上从事其他行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留不下丝毫的影响,大约只有他们缮写文献的字里行间,善存下他们些许的印记,尽管这样的文献在经历时间的打磨和风云变幻的水火销解之后,更多只剩下绝不丰裕的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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