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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普通的普通人

小故事网 时间:2015-01-12

认识她的人,基本不知道她做过的那件事,甚至包括她的大部分亲朋好友。她在任何人面前绝口不提此事,有知情者欲散布,她必一律制止。更多知道那件事的人,则根本不知道她姓什名谁,因此,知道是她做的那件事的人微乎其微。她总是拒绝采访,实在推脱不了,不透露她的姓名是先决条件。
 
至今,我们只知道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位画家。1966年“文革”开始前后,27岁的她尚无正式工作,除了跟父亲学画兼做助手,还跟一位老师学钢琴。这种有些隔世的生活状态,大约表明她生活环境的安逸和闲适。由于她的钢琴老师曾与傅雷的儿子傅聪同窗,使她有意无意地关注到敬佩已久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她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不少译著。正是由于这关注,改变了她的命运。
 
1966年9月,“文革”开始不久,备受凌辱的傅雷夫妇愤然弃世。身背右派、反动权威及其家属的罪名,这对夫妇死后竟不准留骨灰。这个消息,让她的心情沉重而复杂。她又探听到傅雷的两个儿子,此时,一个在英国不能回来,一个在北京被打入“牛棚”,其他亲戚也多受触及无法出面。于是,她决定要出面保护这对夫妇的骨灰,便冒充傅雷的干女儿到了火葬场,用她的真诚说服了工作人员,将傅雷夫妇的骨灰带回家暂时保存,之后又与傅雷的一位亲戚将骨灰安置在公墓中。
 
她不但保存下傅雷夫妇的骨灰,还给周恩来总理去信,向中央反映傅雷夫妇蒙冤之事。信,未出上海,而是落入造反派之手。造反派为此兴师动众,大肆追查,最终查出是她所为,便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她拘押。然而,审讯一通终于未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材料,只得将她释放。不过这件事让她的身份变得不清不楚,给她的生活蒙上了驱不散的阴影。直至1979年,傅雷平反,她才真正摆脱了身上的精神枷锁。后来,傅聪回国,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的住处,托亲友向她表达谢意,她却平淡地回答:“何必说谢!何足道谢!”她曾对采访者说:“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我不愿人们知道我的姓名,是我在傅雷这件事上的一贯宗旨。”她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对于她的过去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她的现状,也只知道她年逾古稀,独自居住在上海远郊,生活平淡而平静。
 
从1966年至1979年十馀年间,她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她如今的生活现状与她近半世纪前的选择有多大关系,她自己似乎从来不曾提过。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连傅雷的亲属都不敢出面取回逝者的骨灰,为之鸣冤更是连念头都不敢产生。而她这位与之无亲无故的柔弱的女子却挺身而出。后果如何,她是否想过,人们只能猜测。当初,她27岁尚未踏入社会,加之单纯的生活状态,使她对现实的险恶几乎一无所知。文学艺术又给了她单纯善良的品质,于是,她义无反顾地作出了那个抉择,将自己置于险恶之中。但她没有抱怨,也没有自以为是恩,而是一直固守自己单纯善良的信念,几十年没有放弃没有改变没有让它惹上尘埃。这便不由得不让人肃然了。
 
老子说:上善若水。她即若水:润物而不争,温柔而不屈,纯粹而不变。无须说感恩,无须说淡泊,相信不论今人后人,说起她,都会感到一种温暖慢慢地弥漫全身,浸透心骨,历久弥新。这一切源自她身上散发出的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源自她生命中所拥有的勇气和人性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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